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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欣:“民间保钓”的方向与分寸在哪里

2018-02-26 14:17 环球网 我有话说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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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近日,环球网评论频道刊发了日中新闻社社长韩晓清的文章《保钓人士“登岛”是爱国还是害国?》,引起舆论极大争议。日前,我们收到了在日中国学者庚欣有关韩文的评论文章。庚欣在文中提出,韩文有些观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在中日之间严肃又敏感的博弈中,缺乏“评议复杂现象的分寸与平衡感”。同时,他提出了中日关系需从四个方面认识,而不只是“谋一时”和“谋一域”。

 

  近来,有关日中新闻社长韩晓清《认真反思日中关系冷静评判香港保钓者行动》(简称韩文)引起议论,且不论网上“随意性评论”,正式署名撰文批评的就很多。这恐怕不仅涉及“保钓”的方向与分寸,而且事关对中日关系大局的掌控。应该予以重视。

  对韩文的复杂感受与商榷

  作为一个在日中国人,我对韩文有一种复杂的感受。一方面我长期生活在日本,我可以理解韩文所表达的希望“缓解中日矛盾冲突的善意”,有些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另一方面,我也必须指出,在今天这样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韩文“缺乏把握多种矛盾关系的能力”,尤其在中日之间这样严肃又敏感的博弈中,韩文尤其“缺乏评议复杂现象的分寸与平衡感”。

  毋庸讳言,目前围绕钓鱼岛的争端,是由石原等少数保守派人士挑动起来的。中国政府与主流社会、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与未来利益,都不需要这样的争端。同时应该说,日本政府与主流社会、日本现阶段的发展与未来利益,也不需要这样的争端。只有少数像石原这样的视中日友好为眼中钉、视和平发展为肉中刺的保守派利益集团,才会乐于这样频繁“挑刺”,制造事端,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毫无顾忌地将多少前贤花费多少心血建造的中日关系,不断推倒在地,并踏上几只脚,必欲使之永世不得转圜而后快,全无珍视、痛惜之感。这些人绝不是所谓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者,他们是中日两国15亿人民的公敌!正如邓小平当年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钓鱼岛)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

  中日两国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在中国的日本人与在日本的中国人,大都有“缓解矛盾冲突”这样的善意愿望。这不仅符合今天的时代潮流,符合中日高层建设全面互惠战略关系的政治共识,而且符合中日民众切身体会的相互依存的客观事实。在中国的日本人与在日本的中国人,由于更多地亲身体验到中日两国的共性与差异,在中日友好合作中享受着巨大的利益,因此他们这种“缓解冲突”的愿望就更强烈。尽管因个人水平及性格等因素会在表达上有偏颇之处,但这种“缓解冲突”的愿望应该说还是善意的。“我可以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必须尊重、捍卫你说话的权力”。而且批评要注意政治,不要庸俗化地攻击个人,至少可以做到不用“辱骂”方式,因为那样只会令“亲痛仇快”,也降低自己的人格。这些常识在今天中日之间、特别是观点不同的中日国内同胞之间尤为重要。只有不同观点的碰撞,才会使真理越辩越明。

  可是,在今天这样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韩文明显“缺乏把握多种矛盾关系的能力”。中日关系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大国及邻国关系,中日之间的矛盾是非常深刻、沉重、复杂而又敏感、微妙、纠结的。仅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恩怨及反省这一项的庞大体积及复杂纠葛,可能就超过整个欧洲近代史的分量。再加上现实中双方走向世界政治大国的博弈、东亚共同体的龙头之争、与美国亦敌亦友的复杂角力、近年来此起彼落的实力格局演变以及心理落差等,都在钓鱼岛纠纷中综合发酵,特别在中国两岸三地都全面兴起公共外交热潮,民众关注外交事务并希望自主表达观点的多元化变局中,韩文仅从经济合作、日元借款等层次介入议论,明显过于简单化了。

  特别是韩文的中心议题“保钓登岛是害国”,从提出观点就存在问题。韩文开宗明义:“这次香港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的行动又一次将稍有缓和的日中关系推到激烈对抗的境地。由此引发的中国国内各地的游行示威和愤青们的尖锐口号把日中国交恢复40周年的各种纪念气氛冲得一干二净。”这是对“保钓登岛”的基本定位,由此引出“害国”结论。立论必须要明确、准确地反映客观事实,但韩文所说保钓登岛“将稍有缓和的日中关系推到激烈对抗的境地”,就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年来的中日纠纷有目共睹,几乎所有事端都始于日方特别是石原等人,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是否激烈对抗尚可商榷)才引发了“保钓登岛”的行动以及游行示威等,而不是相反。“把日中国交恢复40周年的各种纪念气氛冲得一干二净”的也不是中国的年轻人,而是日方特别是石原等人。把基本的因果关系颠倒了,据此进行的立论、论据等自然就“失真”了。

  另外,韩文还“缺乏评议复杂现象的分寸与平衡感”。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说话都要公平合理。例如,中日纠纷易于出现情绪化的冲动,这一点双方都有,中方似乎更强烈些。但如何客观、公正地把握其间的分寸与平衡,十分重要,尤其是有良知的日本人。中国人曾经那样大度地宽恕日本战争中的罪恶,为的就是翻过那一页不幸的历史,但日本一些人至今不但不反省、不认错,还倒打一耙说是中国歪曲、捏造历史,并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各种事端毒化中日民间感情,换了是日本人会做何反应呢?看看韩国的强硬态度,中国官民在对日关系上一直是比较理性温和的。中国不会简单地随日俄韩的动作起舞,因为中国有自己独立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外交政策,我们的家要自己当。大概正因为如此,野田首相在致信韩国遭退后,依然向中国致信表达善意。但韩文中涉及中日争执时,没有全面、准确把握这些复杂因素,对中方指责过多、过重,而对日方的批评明显不足,有时甚至本末倒置。无论作为媒体人的立场,还是作为在日华人的立场,都明显有失公允。这不但不能化解冲突,反而会激起更大的反弹。

  可见,今天中日关系的种种议论中,基本的是非是一个标准,说话的分寸与平衡感也是一个标准,两者紧密相连,两者都要重视。中日之间主要是要尽快找到相互都能接受的大是大非标准,即最大公约数,如“和平发展合作”、“互惠共赢”等。这是一个大的共识。另外,在这个大的共识基础上,还应注意分寸与平衡感,例如,日本人要理解中国人民族情感受到伤害的自然反应,学会理解被自己伤害的民族(特别是中韩朝等亚洲各国)在几十年后依然受到伤害时的情绪反弹,日本这时需要的主要是自我反省,不要不作自我批评,而过度去追究重复受到故意伤害的人们因愤怒做出的合情合理的举动。而中国民众则应在维护自身正当的主权利益及情感尊严的同时,注意有理、有力、有节。尤其在情绪受到较大刺激难以忍受时,更应该冷静,不要盲动,要三思而行。我近来常常回忆起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受到多国无理刁难、围攻时,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是依然保持我们中国外交的儒雅风度,最后以正义、和平、尊重的理念与态度征服了世界各国,树立了新中国外交的全新形象。让我们都达到周总理的水平是不现实的,但我们至少应该学习周总理的光辉榜样,越是矛盾复杂、尖锐时,越需要如此。只要我们相信正义在我们手中,就应该这样做。因为只有像石原那样政治上不自信、天天焦虑不安的人,才会使用那些过激的手段故意把水搅浑,扰乱视听,达到混水摸鱼的目的。这就好像两个棋手下棋,肯定是那个处于劣势的棋手希望把棋盘颠覆重来,占有优势的棋手当然希望维持稳定,按照自己的部署把棋下完,今天中日之间,谁在和平发展中占有优势,不言自明。

  如何认知中日关系大局

  近来,中日关系“大局”的提法频频见诸报端。所谓大局包括时空两个视角,即放眼长远与放眼全局,也就是古人常说的“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从时间来看,今天中国正处在高速成长的长周期之中,一般国家的上升的长周期不过二、三十年,但中国超大国的体积、发展创新梯次的多重性及长期蕴藏的综合发展潜能,以及中国发展与国际社会的高度兼容乃至共赢,与整个世界和平发展潮流的高度建设性融合,都使得中国高速成长的长周期更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千载难逢的机遇,邓小平30年前就明言:“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现代化建设。”“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为了这个“最大的政治”,邓小平的要求是“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他强调:“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30年来,中国也经历过苏东变局、“炸馆风波”、台海危机等考验,哪一次都比今天来得凶险!但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并没有被别人牵着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日回首,这些曲折不过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小插曲而已。现在钓鱼岛以及南海的纠纷,如果放在中国高速成长的长周期中,放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时间表中,都不过是短暂的一瞬。无论是毛周邓历史上搁置钓鱼岛的经验,还是今后可预见未来中日力量关系演变的预测,包括中美未来和平发展合作前景的评估,都在告诉我们对应钓鱼岛纠纷的“时间观”。即使是最消极的零和思维,也会告诉我们,时间于中日两国来说,对谁更有利?

  从全局来看,中日关系离不开四个大局:一是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大局。二是东亚走向繁荣合作的大局。三是中美走向战略平衡的大局,四是中日走向相互依存的大局。第一是和平发展的时代,“形势比人强”。不要说日本,就是一强独霸的美国,也很难扭转时代的大潮流。美国近年来不按时代要求办事,总要仗势欺人,虽打击的多是弱势政权,但美国也付出了惊人的代价。日本只是态度强硬了一下,就受到周边各国的强烈反弹。可见,和平发展的大局难以动摇。

  第二,东亚本来是世界和平与经济成长的模范区,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尽管近一、两年东海、南海波涛汹涌,但整个地区走向繁荣合作的方向是改变不了的。仅仅欧洲、美洲两大经济圈的压力,也逼迫东压不能不合作。日本在东亚是不能搬家的邻居,既有历史的教训,也有现实的制约。东亚走向繁荣合作,不能没有日本;日本要阻挠东亚整合的进程,也很难得逞。今天东亚的基本格局是闹归闹,但谁也不想丢掉合作共赢的机会,近来在柬埔寨举办的东亚峰会就是一个例证。

  第三是中美关系。讨论中日纠纷,美国是不能置身事外的。这不仅是说钓鱼岛本来美国就是始作俑者,更重要的是从战后东亚的战略安排来看,由于日美安保等特殊关系,中国或韩俄等与日本真动硬,都必然要面对美国因素。日本自身因各种因素很难直接对外作战,只能仰仗美国出手或唯美国马首是瞻。这种情况有点类似几年前两岸关系的情况。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台湾是拿在美国手里。日本也大致如此。美国想与中国闹事,中日就不稳定,中美关系一顺畅,中日就明显转圜。近来,随着中美综合实力消长以及双方总体战略中台湾这个棋子定位的变化,使中美在对台问题上共识日益增多。今年的台湾大选,就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一次划时代合作,具有全新的、极为积极的意义。但几乎同时在南海、东海纠纷中,美国却表现不好,这种矛盾的局面,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应的。这从本质上表明美国现在最新的对华战略特征:“以对冲式、平衡型方式构建中美战略关系”。首先规避正面对抗,保证不与中国发生涉及核心利益之重大冲突;其次尽量培植消耗中国战略资源的“有限纠纷”,不让中国有超过美国的“进攻”机会;第三,在上述“二不”的基础上,建立全面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也规定了今后中美关系及东亚格局的大致走向。我们在把握美国“重返东亚”等战略意图时,既要注意南海纠纷等消极变数,也要关注台海局势的积极发展,把握积极与消极两种因素的对冲效应,更要看清中美关系在今天世界和平发展大潮下的必然趋势。日前,美国高官第一次表达了钓鱼岛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适用日美安保的立场,再次施展模糊战术,这也是上述美国总体战略的表现。

  第四是中日关系的现实。应该说,从甲午海战至二战结束,基本是日本主导中日关系。战后,中国逐渐取得主导权,尤其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在国际上不畏强暴,痛击美军,抗衡美苏两霸,使日本真心钦佩;而中国对日本施以人道主义宽恕及和平主义改造,使日本备受感动。同时,中国特立独行的政治发展道路及业绩,也使日本深感震撼。这些奠定了中国对中日关系的主导地位。今天的日本,经历了战争带来的惨痛教训与60年和平发展所取得的丰厚利益,日本人民及政治家的历史记忆不会完全丧失。今天的中日关系在双方的不断努力下,建立了并不脆弱的战略互惠、相互依存的格局。近两年日本内阁(除极个别阁僚外)一致约束不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明确反对“台独”,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中日经贸量2011年已达3400亿美元,日方顺差达463亿美元。如果按人均交易量来看,中日是经济互惠、互相依存度最高的双边关系。以最近炒得很热的印度为例,日印经贸量还不足中日经贸量的5%,中印经贸量也不过是中日经贸量的25%。不要简单地将这种交易量视为“金钱”,这是两国国民生计相互依存的写照。8月25日日媒在显著位置报道两则消息:一是日本人餐桌上必备的“荞麦面条”,一年消费量约13万吨,其中10万吨需进口,进口量中的8成(8万吨)来自中国。换言之,日本人离不开的荞麦面,62%来自于中国。另一则消息是介绍美国“页岩气”的研究结果,称中国页岩气储藏量超过美国一倍还多,并明指这将从能源市场格局及价格等,对日本必然形成有利影响。不仅是政治经济,在北京奥运及上海世博等重大活动中,日本官民也是主要大国中最友好合作的典范,今天大家最不喜欢的石原,当时也为寻求中国支持东京申办奥运来到北京,回日本后对北京奥运赞不绝口。可见中日关系的大局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不要说几个日本的保守派人士,就算美国动什么心思,在今天的时代潮流面前,在13亿中国人民与1.3亿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面前,也很难得逞!他们既不可能使历史重演,也不可能使今天中日关系的大局逆转。我们必须对时局始终具有这样冷静的判断与坚定的自信,才能牢牢掌握形势发展的主导权。

  中国通过百年磨练,已经具备了主导中日关系及东亚地区发展方向的大国素质及能力,这不仅是指中国是东亚地区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是由中国的历史能动性、地缘包容性、综合国力以及中日关系之渊源所决定的。今天的选择在于:中国是应牢牢掌握这种主导权,让中日关系乃至东亚局势按照和平发展的思路稳步前行,还是将主导权让给别人?这场较量可能看不到刀光剑影,但更为激烈、复杂、艰巨。这对中国不仅是硬实力的检验,更是软实力的考验。我们要着眼于中日两国人民,着眼于和平发展的时代,着眼于互惠发展的最大利益,历史不会使少数极端分子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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